公式與法國公視Arte合作的紀錄片。中文名稱是稻田裡的音符(意象雖美,但台灣的稻田是越來越少了),英文名稱是The Island of 1000 Violins(千把提琴之島),以歷史人文的觀點看歐洲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發展,非常發人省思。當中提到的幾個重要人物,除了音樂家之外,最特別的當然是提琴收藏家許文龍。他的奇美博物館裡收藏了超過一千把的名琴,是世界級的重要收藏據點。奇美與9個國家40家樂商有往來。許文龍先生自詡為提琴的「保有者」,照顧這些孩子,確保音樂家有好琴可以用。為提琴與音樂家結緣的奇美收藏也因此有了文化贊助的意義。其中也提到,許文龍的第一把Stradivari小提琴購自林昭亮。而讓許文龍愛上小提琴的舒曼夢幻曲,是他小時候聽到的電影配樂。感動的種子,數十年後生根發芽,讓他成為音樂家的贊助者。

古典音樂在台灣,除了音樂,也是西化的象徵。日本殖民把西化的概念帶入,二戰後台美關係的時空背景更讓西方化等同美國化,古典音樂的備受尊崇,多少也顯示出台灣民族自信不足跟崇洋媚外的毛病。國樂團的發展,在某個角度看來,就是這種民族自信不足又崇洋媚外的矛盾,所以用國樂器演奏西樂,或是將西樂器加入國樂演奏。但在這樣的過程裡,卻也激發出創意,和音樂上的融合。小提琴家慕特對台灣聽眾群之年輕感到驚異與讚嘆。我猜他是羨慕的,因為未來世代若不聆聽,古典音樂的消亡是遲早的事。但楊照這邊卻提出,這些因為同儕壓力或社會期待而進音樂廳的年輕觀眾,希望藉由這樣的經驗瞭解或是親近所謂更高、精緻的文化。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。而且,當他們踏入社會,結婚生子之後,他們可能就這樣走出音樂廳了。看到的反而是留不住聽眾的部分。像這樣的觀點對照很有意思。

至於台灣出身的音樂家,前輩如大師陳必先跟林昭亮,後進如王子欣,不約而同地提出自己學習時感受到的文化衝突。陳必先說到他初到德國,最驚訝的是德國人閉門而居。聽不到鄰居聲音的他,第一次感受到孤獨。但那份孤獨,促使他思考音樂。亞洲文化重和諧,但當時歐洲音樂家創作於亂世,無不希望音樂帶起革命,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也讓他必須去思考探索美好的反面。來台教授大師班的弦樂四重奏,以解釋突強(Sforzando)呼應了這一點,認為學生演奏得很大聲,但很美。突強應該是很強烈地說出自己的主張,強迫大家聽自己的意見那樣的感覺。林昭亮說他留學時,覺得大師們無一不質疑,但「為什麼台灣的音樂家沒有這種質疑的性格?」隨著時間越長,距離古典音樂越遠,加上全球化,歐洲人或亞洲人對古典音樂的距離也就顯得差異不大了。於是對於古典音樂的學習,就回歸到「學習」,誰有天分、誰努力,跟國籍似乎就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了。但在人才教養上,又再次映見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。台灣人積極地培養年輕出眾的音樂家,用著比較功利的角度;歐洲老師對於年輕的王子欣卻想要保有他十幾歲的思維,讓他用自己的主張來詮釋。

台灣是個長期受到各方勢力衝擊的島嶼,對於學習一直積極而飢渴,然而往往忽略思辯過程直取成果,雖然快速,卻流於表面。就像所有移植來的文化一樣,古典音樂究竟最後會只是流行還是轉化為在地文化的一部份,誰也說不清。廣泛應用在各種配樂,被拿來改編再演奏,也許古典音樂早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。但它憑空而來,整個歐洲當時音樂、文學、美術、哲學、社會變動的脈絡卻滯留在另一個時空——

不過,換個輕鬆一點的角度思考,如果音樂最終在於訴說、在於感動人,那麼它在歐洲之外的遙遠小島上受到歡迎,是很浪漫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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泝流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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